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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惠民院士憶高考:遲到了13年的大學夢

 

      林惠民 

  197712月參加高考,以高分被福州大學數學系計算機軟件專業錄取。1986年獲中國科學院軟件研究所博士學位。現為中國科學院軟件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長期從事并發理論及形式化方法的研究。設計并實現了世界上第一個通用的進程代數驗證工具;與國際同行、英國Hennessy教授合作提出,并獨立發展了傳值并發進程的“符號互模擬”理論;解決了π-演算和時間自動機的有窮公理化問題。1999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我們這代人的個人命運和國家命運緊緊交織在一起,這是現在的年輕人難以感受到的。 

  命運的沉浮無法復制,但有一點是不變的——從小培養對知識、對科學的熱愛。人生的選擇很多,興趣是第一位的。盡管科研這條道路充滿坎坷,走得艱難,卻也因此更有意義。追求科學真理、探索客觀規律給我帶來的快樂,是不可替代的。 

  我的求學生涯得到了很多老師的幫助和指引,有的甚至影響我一生。如今,當我也承擔起老師的角色時,我希望我能真正激發起學生對科學的熱愛。 

  摘不掉的“只專不紅” 

  194711月生于福建福州。 

  我的父親母親都是福州市的普通職工,我是家里的獨子。父母一直很重視我的教育,可我卻天性頑皮。盡管也熱愛學習,成績拔尖,但并不把讀書太當回事。 

  而且,在我的印象里,我也從未因為成績突出受到過什么表揚。因為,我從學生時代就被貼上了“只專不紅”的標簽。解放前夕,我的親戚中有人跟隨國民黨去了臺灣,于是,我就成了社會關系復雜的孩子。 

  1960年,我從我們那的名校——鼓樓第一中心小學畢業。盡管我的成績很好,卻只能進到當時城鄉接合部的十八中讀初中,學校環境、學習氛圍和之前的差距很大。那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印象最深的就是整天肚子餓。 

  當時我也沒什么心思讀書,特別調皮,初一時迷上了裝礦石收音機,經常曠課上街買零部件。直到初三,遇到了教數學的班主任葛霖華老師。 

  葛老師是福州三中1958屆高中畢業生,成績優秀,但因為家庭成分原因,沒能考上大學。我上初三那年,福州市首次舉行初中數學競賽。在葛老師的指導下,我參加了這次競賽。 

  對待考試,我向來比較隨意。因為粗心,有道相對容易的計算題被我算錯了。一出考場,葛老師就迎上來對答案,知道我有一步算錯了,比我還著急。不過最終,我還是拿到了二等獎。這在當時的十八中,是件了不起的事。 

  中考前夕,葛老師把我推薦給福建省數學名師、時任福州三中數學教研組組長的池伯鼎老師。高中還沒開學,我就和三中其他兩個同學一起,在池老師指導下超前學習數學。所謂“超前”,就是在高一學完高中三年的數學課程。 

  比我高一級的學長吳忠超,是池老師培養的第一位超前生,提前二年參加高考,被中國科技大學破格錄取。這也是池老師對我們的期望。 

  開學后,我們每周六下午或晚上都到池老師家,學習高中的數學課程。高一下學期(1964年),我們參加福州市高中數學競賽,與高三的學長同臺競爭,我再次拿到了二等獎。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1964年夏天高考招生時,池老師曾把我推薦給中國科技大學在福建的招生組,對方已經同意破格錄取。可最終因為不“紅”,我的大學夢遲到了13年。 

  而立之年的考生 

  1966年,“文革”開始,6月中旬廣播里傳來了高考推遲半年的消息,不久高考被正式廢除。 

  1969年,我來到閩北山區建寧縣插隊,和農民一起種田掙工分,體驗到了農村生產方式的落后和農民生活的艱辛。 

  197212月,因為照顧獨生子女政策,我得以回到父母的身邊,成了福州最大的重工業工廠——八一磷肥廠的一名工人。由于戶口問題沒得到解決,我們新招入的幾十名前知青只能在各個車間打雜,大多是三班倒的重體力活。 

  戶口“解凍”后,我比較幸運地被正式分配到了機修車間,當銑工,負責加工各種齒輪以及在工件上開槽。這時我的幾何和三角知識派上了用場。 

  1975年,我們廠開辦 “七二一”工人大學。廠里知道我數學底子好,讓我教數學。 

  此前我曾利用業余時間在福州大學旁聽過日語課,于是便到福建省圖書館外文部借了一本日本專科學校用的微積分教材,翻譯成中文當課本。 

  1977年秋天,傳來要恢復高考的消息。開始我以為這是針對在校生的,沒有在意。后來的消息說“老三屆”學生也可以參加高考,這讓我喜出望外——想不到離開中學11年了,我還能有機會考大學。 

  不久,《福建日報》公布了在福建招生的大學及專業。因為需要在家照顧父母,我首選了福州大學(以下簡稱福大)數學系。數學系只招兩個專業,基礎數學和計算數學,各30人。計算數學注明是“機密專業”。我報了基礎數學。 

  機會是來了,但要求很苛刻。福建省高招辦規定,超齡學生必須有“專長”才能報考。我帶上了兩次數學競賽二等獎的獎狀,還有翻譯的日文教材,來到工廠所在地的報名點——新店小學報名。沒想到招生辦的工作人員認為這些材料不能作為有“數學專長”的證明。我的大學夢險些再次落空。 

  池老師知道了這個情況,叫我到他家里。那時他得到平反還不久,居室窄小。他特地為我寫了一封長長的推薦信;為了表示鄭重,又從抽屜里找出一顆最大的印章,端端正正地蓋在落款處。第二天,我拿著池老師的推薦信,再次來到新店小學。報名點的工作人員是新店小學的老師,他們都知道池老師的大名,看了他的推薦信,立即就讓我報了名。 

  那時我住在市中心一座老式住宅的花廳,比較寬敞,同學、朋友們常來我家聚會聊天。高考前夕,我家的飯廳成了老同學們復習備考的課堂,我們戲稱“互助組”。這些年已三十、飽經風霜的“而立”輩,圍坐在飯桌旁,重新開始啃課本、做習題,互相幫助、釋疑解惑,實在是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我的考場在福州市第十九中。那年的試題對我顯得簡單,尤其是數學,我駕輕就熟,做得飛快。我有自己的做題習慣,喜歡做難的,對容易的提不起勁。對難度大的題,我還喜歡多想幾種解法,即使考試也如此。那年高考數學試卷有一道20分的附加題,我寫了三種解法。 

  這期間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我也是事后才知曉。 

  當時,十九中考場的監考官發現我用了不到一半的時間就做完了數學試卷,懷疑出現泄題,便將這個情況報告給了時任省高招辦數學科評委會主任的池老師。池老師立即趕到現場,從窗戶外看到“出問題”的是我,立即打消了監考官的疑慮。他說,“這是我的學生,他早就可以當這些考生的老師了”。 

  我沒有辜負池老師的期望,高考得到了358分外加數學附加題20分的高分。 

  晚來的人生春天 

  這次高考成了我人生的重要轉折點。 

  1978年春節前,我收到了福大數學系的錄取通知書,我和父母都特別高興。更幸運的是,我在工廠已有5年工齡,按當時的政策,可以帶薪(每月37.5元)上大學。父母當時都已經退休,這為他們免除了經濟上的后顧之憂。 

  唯有一點令人不解的是,我被錄取的專業是“軟件”,而不是報名時的“應用數學”。事實上,高考報名時,《福建日報》發布的福大招生目錄中并沒有軟件專業。“軟件”是什么?我一無所知。問老師親戚朋友,也沒人知道。 

  春節后到福大數學系報到,我迫不及待地問接待報到的老師,得到的回答是:軟件專業是給計算機編程序。我心里不禁有些疑惑。當時涉及計算機的專業都屬“機密”,我有海外關系,將來會不會出問題?不過這點疑慮很快就被“終于上大學了”的興奮感驅散了。 

  當時我們軟件班招了30個學生,我是唯一的“老三屆”,30歲,班里年齡最小的才15歲,我一個頂兩個。但我并沒有“老”的感覺。“文革”十年,我們被剝奪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如今有機會進入大學深造,心里充滿了陽光。 

  經歷了插隊務農、進廠當工人,感受到我們國家貧窮落后的狀況,對于學習,除了個人愛好,又多了一層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當時有一句流行的口號:“把被四人幫奪去的時間奪回來!”入學后我把幾乎所有的業余喜好都拋開了,將全部時間和精力都傾注在學習上。 

  那時改革開放剛剛開始,學習和生活條件還相當艱苦。學校教室不夠,我們一、二年級的很多課都是在臨時搭建的簡易教室上的,地面是略微夯實的黃泥土,一到雨天就滿地泥濘,條件十分簡陋。但我們像久旱逢雨的禾苗,如饑似渴地汲取知識的營養,忘記了夏天的暑熱和冬日的寒冷。晚上,老師們不顧白天講課的疲勞,主動到教室和宿舍為同學們解答疑難。這些感人的情景至今依然歷歷在目。 

  作為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系里為我們配備了最強的師資。一、二年級我們和應用數學和計算數學的同學一起上基礎課。教我們數學分析的魏祖烈老師早年畢業于廈門大學數學系,比陳景潤高一屆,上課不看講義,邊講邊在黑板上寫板書,概念清晰、推理嚴密、環環相扣,讓我們沉浸在數學和邏輯的內在美中。 

  我中學學的是俄語,后來在工廠期間自學了日語,從沒碰過英語。入學后的英語摸底考試我交了白卷。大學一、二年級我在英語上花了不少時間。兩年后我的英語考試成績升至全班第一。 

  現在看來,福大數學系77級開設軟件專業,是一個非常大膽、前瞻的決策。當時軟件方面的很多專業課程還缺乏師資,我們開學后系里才派出教師到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等處進修。大三開始上專業課,外出進修的老師還沒有全部回來。我們專業課程開得不多,每周只上十六七學時的課。到大四更少,每周就十三四學時。這給我留下了大量的自學時間。我大部分課余時間都泡在圖書館里,埋頭鉆研,查閱專業期刊資料。 

  軟件專業的一門主干課是編譯原理,任課的何天牧老師多年來跟隨中國科學院計算所九室(軟件所的前身)的唐稚松先生從事程序設計語言和編譯技術研究,選用的是原版英文教材。大四又開設了關于唐先生設計的XYZ語言的討論班,使我們在本科階段就接觸到了研究的前沿。畢業前夕我將關于程序語言中類型問題的學習心得整理成一篇論文,發表在《福州大學學報》上。那時學到的程序語言與編譯系統的知識,在我日后做博士論文以及在英國從事并發驗證工具研究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現在大學計算機系課程開設多而雜,學生每天忙于上課、應付作業,幾乎沒有自己思考問題的時間,缺乏主動思維的訓練。這樣的培養方式,不能適應科學創新的需要,令人擔憂。 

  大學4年,我的所有考試科目成績全優。畢業分配被系里留下當助教。兩年后,我以同等學力考取科學院計算所九室唐稚松先生的博士研究生,邁進了從小向往的科學殿堂。 

  在福大的4年大學生活,為我后來的進一步學習和工作打下了扎實的基礎,也留下了我人生中一段最美好的記憶。 

  (本報記者胡珉琦采訪整理) 

林惠民在講課

林惠民(右一)和大學同學合影

林惠民(右一)和大學同學合影

文章來源:《中國科學報》 (2018-12-21 第4版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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